以下文章来源于sayonly ，作者sayonly
大家好，我是只说，我在《图说元宇宙》之外开了一个新的番外，叫《元宇宙新使命》，本文是第12篇，“制度技术导论-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中本聪”。
制度技术是使得经济交换的治理系统成为可能的过程和机制。
制度技术的创新往往极其少见。
在上一篇文章中威廉姆森的公司、市场、和政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理论。
制度技术促成了广泛的治理系统，这些系统相对节省了我们在自愿交换中面临的交易成本。
裴德荣、亨里克松将注意力引向游戏规则本身。里森、柏特克的保护层创业。奥尔德里奇关于通过集体行动寻求改变机构的个人和群体等。
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将制度视为演化动态模型中的常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不能改变制度本身。
事实上，制度技术的发展符合周期性范式转移（或革命）的结构。
本文试图梳理制度技术的演进。
并接上一篇文章，继续讨论一下区块链如何推动下一次制度技术的范式转移，并进一步将它归结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程。
在前五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加密货币和货币非国有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它所代表的货币革命，央行如何看待它。本文讨论加密货币所带来的制度革命。
本文是一篇研究文章，探讨“加密货币”，并不代表任何政府组织，也并不意味着本人持有任何政治倾向。
部分资料来源于经济学家戴維森、普里马维拉·菲利皮、杰森·波茨、克里斯·伯格，错误的请归于我，偶尔正确的，请归于他们。
另外，你也可以进一步阅读《图说元宇宙》的图书和在线文章。
（只说的新书《图说元宇宙》）
45，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模型
卡尔·马克思把以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换为特征的法治经济体系命名为“资本主义”。
将“资本主义”视为对其基本因素、资本及其对创业目的的动态集中的科学描述。
关注资本积累的社会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被政治或社会革命所改变。
然而，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也可以通过技术革命而改变。
社会革命改变协调生产要素议价能力，这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
然而，技术革命可以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获取途径，可以扩大了贸易和创造价值的开放获取机会，同样可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
这里将社会革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外部动力。
将技术革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内部动力。
我们首先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保护和赋予特定社会阶级（资本家）价值的制度，而是一种创造和加强财产权的制度体系，因此能够在任何“资本”中进行交换和经济协调。
如今，特定的人力资本往往比一般的物质资本更有价值。未来，算法资本可能会更有价值。经济价值的轨迹不断变化，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协调和管理这些交易的制度体系的名称。
一种制度技术，比如区块链，将破坏工业技术浪潮、利用这些创新的组织层次结构和控制组织的政策之间的共同进化。
将它命名为社会主义也是可以的。
它破坏由于工业创新而形成的阶级制度，从而将自己融入到这一共同进化过程中，从而减少了对控制阶级制度的政策需求，以及恢复市场监管对创新的抑制作用的纠正政策。
科耶夫在一次名为《从欧洲视角看殖民主义》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马克斯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缺陷，一部分像福特一样的理论家，是真正马克思思想的持有者，在充分就业的名义下，对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不是停留在剥削。
工人的社会革命，即外部革命，并非在体系之内，资源拥有者通过改善技术或者适应市场迁移的内部革命，不过使得资源掌握者充分理解减轻剥削的重要性而已。
伪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教条主义，伪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他不理解的东西时，他只会援引剥削。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他不能理解的社会现象，他们就会看到垄断。
我们从技术进步带来去阶级化的的角度重新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演进。
随着文化和经济机构的出现以促进贸易和商业，市场资本主义从旧制度中出现。这发生得缓慢但不可避免，因为这些新的治理制度技术开始了工业革命，伴随着企业家发现新的动力来源（煤炭和蒸汽）和材料（钢铁）以及新的经济模式，例如新产业（纺织）工厂中资本和劳动力的组织。市场贸易产生专业化，产生知识增长。
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在这种工业化几乎看不见的时候写道，国家的财富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随着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工厂体系和工业化在 19 世纪的展开，资本投资和积累以实现组织有效规模的后果开始产生市场垄断问题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对称讨价还价后果。
卡尔·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约瑟夫·熊彼特的论文描绘了创新、复杂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下的亚当·斯密式劳动分工推动了创新和复杂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阶级制度的治理形式。
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所解释的，资本主义是从旧政权的崩溃及其重商主义、基于行会的保护主义和其他此类贸易和创新限制的封建政策秩序中出现的。
亚当·斯密认为复杂性源于两个来源：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
在《国富论》的草稿中，亚当·斯密清楚地说明了前者是如何推动后者的。
当头脑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时，就像分工的结果一样，头脑更有可能找到达到那个目标的最简单的方法，而不是当它的注意力分散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上时。一一亚当·斯密
随着新的工业技术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增长推动了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所展开的过程中经济复杂性的增加，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化。
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也是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试图推翻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以及他之后的熊彼特）分析并预测，阶级制度的兴起是工业创新的产物。
复杂性通过企业供应诱导了大型阶级组织的形成，以积累资本，形成垄断竞争。
在马克思的模型中，随着小公司取代大公司，资本自然地以垄断方式积累。
股份公司（17世纪的发明的一种制度技术）允许资本家整合资源并在竞争中胜过小公司。
产品创新部分弥补了利润率的下降。
阶级制度的增长——马克思称之为“集中化”——提供了规模经济和“以习惯方式进行的孤立生产过程逐渐转变为社会结合和科学管理的生产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既是创新的结果（积累和股份公司造成的垄断趋势），复杂性也是阶级的结果，因为阶级能够结合资源并围绕大型项目（如铁路）进行协调。
熊彼特采用了马克思模型的许多关键要素。
马克思也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会因他的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运动。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与控制垄断（我们现在称之为竞争政策和市场监管）和创建再分配社会保险（福利国家）相关的政策反应，以遏制垄断的破坏性后果。
这些制度调整现在广泛地嵌入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大交易”中。
但这些适应的代价是削弱创业激励并提高创新成本。
熊彼特担心这种交易会减缓并可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动态冲动。
作为回应，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各种称为产业或创新政策的庞大的政府-企业综合体，进一步适应了狭隘的部门和宏观创新。
工业资本主义的动态是市场和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故事，是蒸汽、钢铁、铁路、石油和化工、电力、塑料、计算机等通用技术工业轨迹的进化史。
但是，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也可以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制度角度来看，因为政策框架已经出现并应对这些产业动态的力量。
在我们的模型中，步骤4-6是周期性的，因为一项政策干预的后果会引发进一步的政策干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干预措施逐渐增多——美国联邦公报的一项调查名为一万条诫命——对经济活力和创新产生了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复杂性如何导致政策复杂性，或者特勒斯所说的美国的“组装政治”，即零星干预主义的积累和不连贯。
我们的贡献是了解这种“杂乱无章”的内生驱动因素。
现在所谓的“混合经济”是双重治理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最初将新技术的治理信任给等级森严的公司，然后一旦该治理体系的后果变得明显，就会在上面叠加监管和干预主义。
结果就是韦格纳所说的“纠缠的政治经济学”，公共和私人实体混杂在一起，经济结果是多个制度集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
4-6的循环可能由另一种技术进步，即区块链打破。
这也就是本文的制度技术导论所谈及的三阶段：马克思、凯恩斯、中本聪。
46，信任-去阶级化
进步干预主义只是去阶级化的治标方法，带来的是循环。
其核心在于，信任成本越来越高。
拉波尔塔等将信任定义为“社会中人们合作以产生对社会有效的结果并避免低效的非合作陷阱的倾向”。
当个人互动较少时，信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合作行为的声誉不那么有价值。
因此，作为公民价值的信任对于维持公开市场上的交易非常重要。
在大型组织（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中维持合作行为也很重要。
他们能够提供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信任水平与经济体中较大份额的大公司有关。
挑战在于维持信任的成本很高。
戴维森、诺瓦克和波茨估计，美国35%的就业都用于维护信任。
这些信任成本的就业职业包括经理、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
与声誉一样，信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维护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丢失。
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和马克思主义者）斯蒂芬·马格林提出了“老板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
马格林在提供他的答案时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实际生产者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格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围绕着剥削理论和剩余价值的剥夺。
他的第二个问题要有趣得多——“资本主义生产特征的老板-工人金字塔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资本主义阶级制度服务于什么社会功能？”
简而言之，马格林对他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阶级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功能，而是一种促进剥削的机制。马格林看到他不理解的东西时，他援引剥削。而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不能理解社会现象，他们就会看到垄断。
马格林的论点基于三个方面。首先，他指出主流新古典主义理论不能也没有解释阶级制度的存在。
正如詹森解释的那样，主流经济理论没有企业理论，它是一系列成本曲线，而不仅仅是市场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格林知道科斯并在脚注中广泛引用了它，但与科斯相关的重要性和洞察力似乎已经逃脱了马格林。
正如科斯自己所思考的那样，他1937年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多于实际阅读的次数——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用并阅读，但并未真正理解。
第二，马格林对工业革命期间工厂制度出现的历史分析。在这里，他的解释受到了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的挑战和批评。
令人感兴趣的是马格林论证的第三部分。
马格林对亚当·斯密的别针工厂的例子印象深刻——一般参见兰德斯的批评。
马格林提出了几个完全正确的观点：阶级制度和劳动分工都不是资本家发明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变化是，以前“顶部的人，就像底部的人一样，是生产者”。
其次，这种阶级制度是线性的而不是金字塔形的；
再次，工人出售的是产品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力。
最后， 马格林识别了现代公司的社会功能——它在生产者（马格林的意思是工人）、股东和市场之间进行调解。
现代公司构成合同纽带的概念现在已广为人知和理解。马格林指出，没有专业化，资本家（马格林在这里的意思是“老板”）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必要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里，马格林错过了科斯1937年的见解。
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格林在一个零信息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世界中运作。
他指出亚当·斯密的论点，即专业化取决于市场规模，但随后对专业化后果的含义提出了质疑。
他似乎完全忽略了工业革命期间市场规模确实增加的事实。
通信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机械化能源（相对于动物或人类能源）的部署能力是扩大市场规模并显着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进步。
正是在这一点上，更大的专业化变得有利可图，阶级制度作为进一步的专业化出现，以节省因分工下需要更大合作而产生的交易和信息成本。
社会阶级制度和军事阶级制度早于经济阶级制度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阶级制度只有在这样做有利可图时才会出现。
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很好地解释了阶级制度的出现——或如威廉姆森所描述的“治理结构”。同样，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分析了团队生产的挑战。
由于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合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专业别针制造商无法与其他专业别针制造商实时重新谈判联系，而是必须参与团队合作。
然而，团队合作可能会解决一般的科斯交易成本和资产特异性，但可能无法解决机会主义成本。
为了解决这些成本，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假设出现了一个专业的管理职能，该职能监控团队生产，以避免偷懒，并确保联合资源的盈利和充分使用。
47，区块链的政治经济后果
我们预测采用区块链的效果将减少对经济政策的需求。
这就是区块链（和相关的制度技术）标志着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开始，这将需要对管理和经济政策进行重新概念化的角色。
区块链等无需信任的技术将扩大市场（水平网络）的作用并缩小层次结构（垂直网络）的作用。
区块链提供了一种新模型来管理复杂性，作为马克思和熊彼特所观察到的阶级结构的替代方案。
新的治理方式不是周期的干预主义。
而是一个对现行制度技术敏感的变量，新的治理方法通过步骤4-6实质性地改变了对公共政策的需求。
复杂性可以通过非阶级制度形式来管理。
政策需求相应发生变化。
这一预测的逻辑源自威廉姆森。
在信息和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有利可图的现货市场交易数量会增加。
同样，在信息和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治理结构本身也变得更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治理结构现在也将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不是作为组织原则的承诺行为。
与组织替代方案相比，仅仅为了抑制机会主义而存在的阶级制度现在的利润将更低。
制度经济学预测，区块链技术的采用将增加通过市场协调的经济活动，并减少对包括公司和政府在内的等级组织的需求。
市场和网络的这种增长将扰乱许多经济部门，新的市场形式出现，例如数据市场，以及新代币化资产和服务的更直接的点对点交易。
去中介化的这些一阶科斯效应是对广泛采用区块链技术的结构性后果的一个明显的一般预测。
进一步的一级“奥斯特罗姆”效应是所谓的“共享经济”通过基于公民社会的服务和价值的提供而增长，这是由于通过智能合约、DAO和其他区块链支持的社区治理技术的成本降低依赖“代码顺序”的机构治理技术，或自治规则。
区块链的采用将增加通过可信承诺（即智能合约）和市场协调的经济活动的规模，这将创造一个更加多中心的经济秩序，并减少通过公司和政府协调的活动的相对规模。
这将作为一个去中介化和去阶级化的过程展开。
由于去中介化和去阶级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的企业组织结构蓬勃发展。
分布式账本允许在多个会计实体之间共享有关供应链和生产链的信息。
利用这一特点，出现了“V型组织”，首先出现在全球供应链和物流行业，其中垂直整合实际上外包给了区块链。
V型组织的第一个明确实例是 IBM-马士基合资企业TradeLens。
TradeLens 于2018年1月推出，将供应链上的公司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共享的、分布式的和去中心化的分类账本中，该分类账记录有关沿该链流动的商品的来源和属性的信息。
这使得V型组织能够获得垂直整合的一些价值——在信息跨供应链和生产链移动时信任信息（威廉姆森减少的机会主义）——而无需承担众所周知的垂直整合成本——这源于管理和组织的层次结构。
一种可能更重要但更具实验性的公司形式是分布式自治组织，这是一种宪法规则秩序，可以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实现民主或准民主治理。
这里还有一个预测的二阶效应，它作用于为响应企业和政府等级制度的兴起而演变的政策机构。
区块链技术的长期历史影响是破坏阶级制度的经济价值，尤其是大型组织形式。
我们将这种跨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阶级制度解体过程称为“去阶级化”。
具体来说，区块链将颠覆（起初可能缓慢，但不可避免）让马克思和熊彼特担忧的长期进化动态资本主义，即大型阶级组织伴随产业创新的趋势。
熊彼特担心的是阶级制度和行政程序的增长阻碍了创造力和诱导监管，最终阻碍了创业动力。
区块链的采用设想了一个对社团主义倾向较弱的市场社会，因此在20世纪对社团主义做出贡献的公共政策反应（例如市场监管、行业和创新政策）较少。
通过引发去中介化和去阶级化——一阶科斯-威廉姆森-奥斯特罗姆效应——区块链技术将揭开许多现代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对市场资本主义长期演变影响的新历史模型，该模型基于对等级组织的需求减少及其对经济政策需求的后续影响。
因此，区块链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演变的下一个阶段，因为技术导致的去中介化和去阶级化进一步导致经济政策缩减。
我们区分了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前区块链时代和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后区块链时代。
后区块链时代——即中本聪之后的资本主义——其特点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市场和远离等级制度的科斯式转变，但也受到二阶效应的影响，即对广义上的产业和创新政策的需求减少。
实际上，工业创新引发了创新政策，这是一个贯穿20世纪的共同进化过程。
我们的理论是，区块链技术将破坏工业技术浪潮、利用这些创新的组织层次结构和控制组织的政策之间的这一划时代的共同进化。
这是因为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技术——一种制度或治理技术——它通过破坏作为工业创新的结果而形成的阶级制度，从而将自身插入到这个共同进化过程中，从而减轻需要政策来控制阶级制度，以及需要纠正政策来恢复市场监管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48，结语-智能合约
过去100年的大部分监管和政策干预都是为了应对经济中治理结构的出现。
这些治理结构随着市场规模、专业化和分工的增长以及管理或抑制机会主义的需要而发展。
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减轻公司等级制度的影响及其二级后果——股东与管理层、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代理问题；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和垄断；管理层和员工之间议价能力的不平衡；公司面纱对监管者、股东和消费者的不透明性；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利益分歧；等等。
第一波渐进式改革的重点是缓解这些问题。引入了股东保护法，以保护股东免受管理机会主义的影响。引入劳动法是为了防止工人被公司剥削。引入了消费者保护法，以保护消费者免受企业机会主义的影响。引入审慎法律以保护纳税人免受银行危机的影响。这个措施名单还在继续加长。
我们不否认，这些法规和政策中的许多也是出于寻租行为等动机。这些法规和政策是否完全有必要，或者执行不足或过度执行或监管者被俘，这不是争论的焦点。我们现在希望进入。
如果这些商业法规和政策的存在是为了抑制机会主义或创造信任环境，我们预测机会主义和信任的关系将因区块链技术而改变。
第二波政策改革试图减轻第一波的后果——其复杂的混合经济组合——对创新的影响。正如米塞斯所理解的那样，干预引发干预。
那么，后中本聪世界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分布式账本切断了上文表中描述的历史动态。
旨在减轻分级治理主导地位的监管干预将不再那么突出。
当市场更具竞争性和经济组织更加多样化时，旨在防止行业垄断的反垄断法和其他竞争法将是不必要的。
假设股东、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议价能力不平衡的公司和劳动法同样将不那么突出。
去阶级化不仅减少了对干预和监管的需求，而且减少了其机制。
许多干预依赖于阶级组织的存在来实施。
例如，劳资关系中的集体谈判要求“管理层”代表和“劳工”代表坐在谈判桌的两边。
围绕劳工标准（例如最低工资）的监管控制要求管理层以独立承包商（他们可以接受可能导致低于最低时薪的服务付款）无法做到的方式“管理”劳工。
许多干预仅适用于超过给定规模阈值的经济活动（例如公司的年营业额或员工人数）。
随着对第一波政策需求的减少，我们预测对旨在减轻第一波影响的二级政策干预措施（例如创新政策）的需求将减少。
区块链技术的长期历史效应是颠覆阶级制度的经济价值。这就是分层效应。
虽然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区块链技术正开始通过其对支付和金融、供应链、身份管理、记录保存、审计和验证的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影响来重塑一系列行业。
我们也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如何监管加密货币以及基于区块链的合同、组织形式和新型数字资产的行政、法律和税务处理。
我们使用制度经济分析来预测广泛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长期经济和政策后果，我们将其确定为制度技术。
我们预测，区块链的一阶结构性经济后果是：市场中的脱媒效应；去阶级化对组织的影响；以及从公共提供向私人或俱乐部提供的贸易治理机构基础设施替代，以制造信任（例如身份和资产登记、价值转移平台以及监控、仲裁和监管功能）。
我们考虑这些一级结构性经济效应（去中介化、去阶级化和私人基础设施）如何对经济政策——尤其是竞争、创新和产业政策——产生二级后果。
许多现代经济政策的起源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动态的市场和组织外部性的适应性平衡反应。
因此，如果消除了导致政策反应的外部性，那么政策的基本原理也是如此。
区块链的采用正在开始一个以企业家的方式展开积累的市场中介和组织层次结构的过程，并正在铺设新的经济基础设施。
这预示着在宏观经济政策、竞争政策、产业监管以及产业和创新政策的特定背景下，重新解决工业资本主义负面后果的经济政策需求将减少。
中本聪之后的资本主义将变得更扁平、更分散、监管更少。